2019年8月2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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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大國博弈和中國經濟的動力

我們今天思考所有的世界問題和中國面臨的挑戰,都離不開這樣一個背景:中國經過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歷了高速的增長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的格局。這是今天我們思考中美關系,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思考中國下一步發展路徑無法回避的背景。

1

中國制造已占到全球的25%

改革開放四十年,很多故事、很多發展變化數不勝數。圖2.3比較簡潔清晰,從中可以明顯看到中國的變化。細虛線表示的是中國的制造業增長。(圖略)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占的比重非常低。1997年占5%多一點,2009年占比超過美國,2011年超過歐盟,而今天中國的制造業已經占到全球的25%。

最近有一篇文章叫《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它回顧了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國在1978年人均收入相當于南撒哈拉沙漠國家的1/3,南撒哈拉沙漠國家是非洲最窮的區域,當時中國比非洲最窮的區域還要窮不少。

今天中國生產了全球一半的鋼鐵、超過一半的水泥和1/4的汽車,事實上德國大眾有70%的車是在中國生產和銷售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2017年在中國的銷售額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的傳統制造業在過去四十年實現了不可思議的發展。

這其中也有部分發達國家從制造業領域退出的原因,現在特朗普提出美國要回歸制造業,但這個回歸也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希望能夠螺旋式上升。

雖然我們的高端制造業還比較落后,但我們在過去四十年取得了非凡的進步,中國的傳統產業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與此同時,新興產業也在快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專利申請國,現在我們每年申請的專利數量是美國的150%~200%。

當然我們有些專利質量并不是很高,但是優秀的專利還是有很多的。比如,清華大學2016年在美國申請和獲批的專利數量在美國排名第二,第一名是美國加州大學,加州大學有10個分校,清華大學的專利數僅次于加州大學10個分校的總和,這確實是非常優異的成績。

2

中國人的成績那么好,為什么高科技產業那么落后?

最近我在黨校學習了兩個月,有機會回顧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重新思考了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經濟發展路徑。20世紀50年代,中國搞了一個大煉鋼鐵運動。我們抗美援朝期間,坦克數量非常少,所以老一輩革命家非常著急,國家需要大力發展鋼鐵業。

盡管當時全國人民都非常努力,但后來發現小高爐根本達不到應有的溫度,效果非常差。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市場的機制,調動了成千上萬人的積極性,經過四十年的努力奮斗,今天我們的鋼鐵產量已經是美國的8倍了。

我們走市場經濟道路,不是簡單復制西方經濟的模式,而是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為什么在資本主義早期會出現《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這些著作和相應的思想理論?

在市場經濟體制中,雖然資本和勞動力都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但是在資本主義早期,資本的稀缺和勞動力相對沒有談判力,使這兩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失衡,客觀來說,的確是有剝削存在的。

《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不只是經濟學分析的著作,還有很多人類正義感和社會道德判斷的內容。在其中,馬克思指明了社會發展的方向,希望人類社會找到一個比較均衡、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們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希望既能夠利用好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依靠民眾對財富的追求和相應的激勵機制,創造社會的繁榮,同時不希望過度自由和狂野的市場力量帶來社會的高度分化或不穩定,我們走了一條相對平衡的道路。總體來說,過去四十年中國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

在黨校我也有機會重新回顧了鄧小平理論,發現小平同志在1975年“復出”的時候,在講話中還沒有提到市場經濟,可以看出他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思考軌跡也是在不斷變化的。當時他只是提出要全面整頓,要加快經濟建設,但是經濟建設究竟怎么搞,黨和國家當時還沒有找到完全有效的方法。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探索,我們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終于找到了正確的發展道路,市場經濟手段調動了成千上萬人的積極性,我們把原來想做的事、不可思議的事,超出原來想象很多倍地做成了。

2000年我回國時,當時清華大學的校長和我聊天,他說:“我做了校長,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幫助推動‘中國的硅谷’的建設。你學過經濟,請你給我提點建議。”我說,硅谷的本質就是資本加科技。

校長當時沒有說話,我想他可能覺得我過度強調了金融或者經濟體制的作用。我在清華學的是物理,也留校教過一年計算機,后來去美國留學申請的是生命科學專業的研究生。

因為當時我們相信21世紀是“生物世紀”,雖然今天好像還沒有來臨,但是我相信它早晚會來臨。因為生命科學的研究需要多學科知識,我在美國讀過生物物理、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課程,還學過有機化學和電子工程的課程。我發現了一個規律,只要班上有一個中國人,只要這門課沾點數理化的邊,那么很可能第一名是中國人。

如果班上沒有中國人,那么第一名一般是印度人。如果班上有兩個中國人就麻煩了,如果這個考99分,那個考98分的就會很生氣,但一看美國人可能平均剛及格。我在美國待了一兩年以后,感到很疑惑:中國人的成績都這么好,為什么我們得諾貝爾獎的卻寥寥無幾?為什么我們的高科技產業那么落后?

1990年代,我們看到很多美國同學的數理化成績那么差,為什么美國卻有一個硅谷?過去一百年人類社會的高科技發明,基本上都是美國人發明的,或者是別人在美國發明的。日本人雖然也獲得了十幾個諾貝爾獎,但是日本人沒有發明出蘋果手機,德國人也沒創造出互聯網。

這些都發生在美國。為什么?就是因為美國的科技和創新是市場驅動的,美國有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有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市場。在硅谷,每個人都希望變成下一個比爾·蓋茨,他們懷揣抱負和夢想,期望著他們創業的公司有一天走上納斯達克,身價百億,這驅動鼓舞著無數的人。

清華的老師告訴我,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0年我回國的二十年間,清華大學的科研轉化為產品的轉化率是20%,而這些產品走向市場的比例又是20%,但不幸的是這兩個20%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結果只有4%。清華大學作為中國最好的工科大學之一,那時的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如此之低,為什么?就是因為缺乏一個有效的傳導機制。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至少解決了科研和創新的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是科研經費的問題。原來中國太窮了,科研經費很少,科學儀器也很落后。而今天,國家有很多科研經費可以下撥,還有很多校友捐助資金,清華大學的科研經費已經不是什么太大問題了。

第二個是科研的驅動和激勵機制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資本市場的發展,VC、PE的興起,科技園區的建立,部分解決了這個問題。今天我們看到,科研成果能夠比較順暢地走向市場,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而市場的需求又為產業和科研提供了導向和激勵,形成了良性循環。

3

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我們的消費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消費零售總額有望超過美國,中國即將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當然,社會零售總額是指實物消費,而消費統計中的另一部分是服務消費。服務消費不太好度量,其購買力平價調整后的價值也不太好橫向對比。

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帶來的變化是,以前所有的產品,如果能在美國市場先站住腳,就可以在世界其他市場無往不利,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競爭最激烈的市場。今后某一個產品可能要在中國市場先站住腳,然后才能在全世界橫掃。因此可以預計,很多產品會自然添加中國元素。

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之后,還將以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美國2~3倍的速度繼續增長。因此有可能在10年、15年之后,再造一個美國市場,中國消費市場的規模可以變成美國的兩倍。

因此,中國近14億人的消費市場對全世界任何一個企業、任何一個產業、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說,都是不可抗拒的。現在西方有一些極端的勢力說要隔絕中國,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有哪個企業、哪個產業、哪個經濟體會和市場過不去,和近14億消費者過不去?因此,只要我們發展市場經濟,他們就不可能不跟我們合作。問題的核心還是我們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

20世紀90年代,美國企業界說他們有一個夢想,假如8億中國人每天早上醒來都喝一杯可口可樂,這將會是一個多么瘋狂的市場。當時他們也就是這么隨便一說,沒有人相信這種事情會真的發生。

但是今天,近14億中國人早上醒來,雖然喝一杯可口可樂的人仍然不多,但是我們每天早餐的消費早已遠遠超過了一杯可口可樂的價格,西方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其實已經發生了。

最近中投公司(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投)在跟日本金融界洽談中日產業合作基金的設立。日本有五大金融機構,投行最強的是野村和大和,三大商行分別是三井住友、東京三菱和瑞穗。

野村是日本第一大投行,也號稱亞洲第一投行,大和排第二。三家商行的體量和我們的幾大行相當。

五家都想和我們合作,難以抉擇,我們向日方試探,你們能不能聯合在一起跟我們合作?他們說不可能,因為他們五家平常都不怎么說話,他們是競爭關系。但一個月之后,日方五家機構決定聯合起來跟我們合作。五大金融機構的合作,在日本歷史上幾乎沒有過,他們自己都覺得不可想象,日本業界戲稱“史上最強組合”。

可以看到,這件事情的背后,是中國市場的強大談判力。日本五大金融機構看上的不光是中投的2 000億美元資金,更多是中國近14億消費者的市場前景。

在談判過程中,日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副董事長和我說,他作為金融界的高管,在日本社會地位是很高的,但最近有點小郁悶。他發現到了商店里,售貨員發現他不會講中文,就轉身不理他了。他的這番話讓人感慨萬千,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過去40年的發展,這種情形是不可想象的。

4

我們要在認識上更清醒一點

如圖2.4所示,這兩張照片,上面是美國紐約曼哈頓的全景圖,下面是中國上海陸家嘴的全景圖。我向大家展示這兩張圖主要是基于兩個原因:一是這兩張圖比較好看,二是它們“長”得比較像。(圖略)

世界上可能沒有另外哪兩個國家能和中國、美國這樣如此之像了。中美兩國的緯度差不多,面積也差不多,人口雖然相差了4倍,但美國有3億人,也是人口大國。

論經濟規模,中國是美國的61%。中美兩國的金融中心,也就是上海和紐約,這兩個城市的面貌非常像。當然,中美兩國如此相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有很多東西是跟美國學的。發展資本市場、現代金融、現代經濟體系,這些我們很多都是跟美國人學的,我們能夠善于學習是件好事。

美國人也有很多東西是向中國學的,早年有四大發明,今天的美國也需要好好研究一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能有很多東西也要向中國學習,中美兩國可以相互學習。中美關系將來的最高境界是一個競爭關系,但這應該是一種良性競爭,是建設性的競爭,而不是惡性競爭,更不是破壞性的競爭。

中國和美國還有一點非常相像,那就是民族性非常相像。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有強烈的創業精神,都比較開放,對彼此也非常友好。這樣兩個民族的關系,“有1000個理由可以搞好,沒有一個理由搞壞“,為什么會出現這么一場貿易戰?

在過去一百年中,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和美國走得如此相近,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迅速而全方位地追趕美國,并有可能在一些方面趕上或超過美國。“冷戰”時期,前蘇聯的核彈頭比美國多一點,但是在別的方面都不行。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體量曾逼近美國,但是日本的發展不是用市場化的模式,而是打雞血的模式,就是政府重點扶持,大銀行和大企業相互捆綁,稍有風吹草動這些企業就垮了。

很多人總把今天的中國跟過去的日本比,我覺得根本不可比。日本人高歌猛進搞趕超,美國人察覺了,一回頭,一瞪眼,搞了個“廣場協議”,日本經濟就垮了。人家一折騰你就垮了,那是誰的問題?那還是你自己的問題。日本經濟垮掉主要是日本自己的原因。今天的中國跟當初的日本是不一樣的。

前一段時間,我請我們中美基金的合作方高盛的一些合伙人來中國參觀,讓他們去看了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又看了京津冀地區。看完了這三大經濟區域以后,他們說印象太深刻了。我說沒錯,中國從省委書記、省長到市委書記、市長,從國有企業的領導到民營企業的老板,甚至到街上的快遞小哥,每個人都在忙,每個人都不閑著,中國的增長是“有機增長”。

它是從每個角落里生長出來的,因此也是不可阻擋的。如果中美好好合作,我們可以共贏。如果中美不好好合作,中國還是會發展,但如果這樣,美國要支付的成本也不低。高盛的合伙人們說他們完全聽懂了。

在今天的中美關系上,我們可能沒有那么多主動權,但是我們至少在認識上要比他們更清醒一點,在站位上要比他們更高遠一點,因為是我們要贏得發展崛起的時間和空間。

5

兩大誤區

中美貿易有一些偶然因素,這些偶然因素里,有美國的因素也有我們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必然因素。歷史上這種事情發生過。今天的貿易紛爭和一百年以前幾乎一模一樣,歷史驚人地相似。2018年7月,我們對中美貿易進行了研究,把中美貿易分成了三個層面和三個維度。

在短期、中期、長期三個維度上,中美貿易的三個層面分別是貿易紛爭、技術競爭、大國博弈。

在第一個層面上,貿易紛爭,大概有五六個誤區,我在這里講兩個。

第一個誤區,有人說美國與中國的貿易不夠對等,或者說美國跟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都不對等。這說得對不對呢?對。德國車賣到美國,美國收它2.5%的關稅。美國車賣到德國,德國人收它10%的關稅。美國車賣到中國,我們收25%的關稅。

美國有一種高端皮卡車賣到中國,我們要收90%的關稅。即使在收90%的關稅的情況下,這種皮卡車在中國竟然還脫銷,不可思議。

世界對美國產品收的關稅遠遠超過美國對世界產品收的關稅,所以美國和其他國家在關稅上的確不對等。但是關稅的不對等是不是就是不公平呢?不是。為什么?關稅的設置是各國自愿的,是各國政府自己的選擇。

為什么美國要選擇低關稅呢?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關稅其實是加在了本國消費者的頭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低關稅能夠讓美國消費者的福利最大化。

美國是一個貿易逆差國家,而貿易逆差約等于效用順差。所以美國人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到全世界最好的、最多的產品。

反之,中國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國家,有可能就是效用逆差,賺了吆喝沒賺錢,為什么?因為污染透支了我們的環境資源,因為工人的低工資透支了工人的福利,實際上是透支了一定的社會矛盾。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都是犧牲了我們自己的效用,反過來補貼了美國人。今天被補貼的人竟然還在抱怨,這其實就是一個誤區。

為什么突然之間美國提出要加關稅呢?因為美國人突然發現,隨著全球化進程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有一部分美國的產業工人失去了競爭力。過去一百年來美國一直在不斷降低關稅,以提高美國消費者的效用或福利,現在突然變成了既要照顧消費者效用,又要保護某一部分產業工人的就業機會。

所以美國要提高一點關稅,犧牲一點消費者的福利,換取對某些產業的保護,這是一個妥協和折中的辦法。在各國的關稅政策上起碼有兩個變量要考慮,而不是單個變量。原來美國只考慮一個變量的最大化,現在還要考慮就業機會的最大化。

第二個很大的誤區就是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商品價值的計算。比如因為中國賣給美國的蘋果手機是在中國最后組裝的,所以價值600美元的蘋果手機都被算成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

實際上,中國在每部手機里只得到了5美元的附加值,連整部手機的1%都不到。把這600美元都算成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非常不合理的,在計算中美貿易差額時應該把這種情況剔除掉。

在沒有剔除之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美國對世界貿易逆差的將近50%,看起來非常嚇人。在剔除掉這些之后,這個比例就只有16%。這兩個數據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但即使是16%,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也比日本和德國高,所以任何一個美國政治家要拿貿易問題做文章的話,中國還是會首當其沖,不管這個問題是美國自己引起的還是別人引起的。

美國的關稅稅率其實也有一個演進的過程,一百年前美國的關稅高達25%。當時美國遭遇股災,時任美國總統胡佛不太懂經濟學,他為了保護本國產業,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加關稅。但是他忘了物理學還有一個基本定律,那就是有作用力一定會有反作用力。

當他對歐洲產品加關稅時,歐洲也對美國產品加關稅,兩邊的稅率都是25%,個別產品甚至高達500%。這一下使歐洲和美國兩大經濟體雙雙進入了冰河期,美國進入大蕭條,歐洲同樣陷入經濟衰退。

苦難的德國人最終把希特勒送進了總理府,結果就帶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的災難。從那以后,人們就認識到了高關稅的危險,從此走向戰后幾十年的降低關稅的漫漫征程。

此后七十多年,美國的關稅從25%降到2.5%。伴隨這個過程有三件事情發生。第一,美國消費者的效用不斷增高。第二,美國產業競爭力不斷提高。美國的產品越有競爭力,美國就越敢降關稅。第三,美國帶動各國關稅下降,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初步形成。

這是過去一百年發生的事情。未來我們相信這個趨勢仍然不可阻擋,盡管中間可能會有一些浪花或噪音,但是大方向是無法改變的。

6

技術競爭

第二個層面是技術競爭。在這方面,有些人認為中國很強大,很厲害了,也有些人覺得中國人還很不行,那么我們究竟怎么樣?還是數字說話比較準。

美國是從40%的IP市場份額中創造出了50%的科技產品銷售份額,歐洲40%的IP市場份額卻只有5%的科技產品銷售份額,這個差距有點大,為什么?

答案很簡單,歐洲是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不鼓勵創新,而美國是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鼓勵創新。基于這樣的事實,中國要發展什么樣的金融體系,可以說是一目了然的。

中國無論是IP市場還是高科技產品市場,在全球都占如此低的份額,有些西方人為什么還要那么緊張?

在2015年的全球研發投入占比中,美國是30%,中國是30%,歐洲是25%,日本只有不到10%。雖然在科技和創新方面我們仍然很落后,我們砸了很多錢。盡管這些投入的轉化效果怎么樣,還需假以時日觀察,很大程度上還有賴于我們的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發展。但這仍然讓很多西方人嚇了一跳,因為他們看到了趨勢,中國人在科技和創新方面的追趕速度太快了。

7

大國博弈

第三個層面,大國博弈。其實西方在1999年以前就已經有“中國威脅論”了,但后來發生了“9·11”事件,客觀上影響了美國社會主流人士的一些想法,把美國的注意力轉移到了中東。中國今天重新成為他們注意的目標。

對比一百年以前的世界,當時正在流行“美國威脅論”,因為那時美國經濟正要從總量上超過英國,所以歐洲當時最流行的觀點叫“美國威脅論”。世界歷史是如此相似。我編譯過一本書叫《偉大的博弈——華爾街金融帝國的崛起》,講述了華爾街演進的歷史,以及它怎樣推動了美國的崛起。

二三百年以來,美國一步一步從一個荒涼之國走向現在這樣一個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的,在這個過程中,它經歷了很多苦難,也不乏偶然因素或運氣的成分,最終決定它能夠崛起的根本因素還是體制機制,包括資本市場主導的金融體制。

華爾街早期的亂象和中國資本市場早期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很多證券界的老同志說,讀了《偉大的博弈》,才知道華爾街歷史上有這么多壞人壞事,自私、貪婪、投機,但資本市場將這些轉化成了推動經濟繁榮和社會前進的動力。“在華爾街這個偉大的博弈場中的博弈者,過去是,現在還是,既偉大又渺小,既高貴又卑賤,既聰慧又愚蠢,既自私又慷慨——他們都是,也永遠是普通人”。盡管跌跌撞撞,華爾街還是推動了美國的崛起,并因為危機而逐步修正完善制度。它在美國歷史上每個重要的事件中,無論是南北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重工業化和高科技產業起飛進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大家一定要多了解歷史。只有站在歷史的肩膀上,學習其經驗,借鑒其教訓,我們才能建設好中國資本市場,少走彎路,更好地推動中國的崛起。

有一次在印度開會給我留下很深印象。討論到中國問題,印度人對中國經濟的一些數字如數家珍。討論到印度問題,我們中國人面面相覷,知之甚少,我們似乎從來沒有關心過印度這個國家。

當時我特別有感觸,中國人不太關心印度,但印度人真是非常關心中國。中國人關心誰?中國人似乎只關心美國。印度人關注中國,中國人關注美國,都是為了追趕。只有了解歷史和別國的情況,才能夠知道應該怎樣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資本市場博弈牽動著大國博弈和興衰。有一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匯總了2007年之前50年中17個OECD國家的發展歷史,主要研究在經歷了80多次經濟危機之后,哪些國家復蘇快,哪些國家復蘇慢。

結果無一例外,每次復蘇最快的都是四個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每次最慢的也都是四個國家:西班牙、比利時、奧地利和盧森堡。前四個國家正好是資本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后四個國家正好是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

換句話說,從歷史事實可以推斷,市場化程度高的金融體系更有彈性,遭遇危機后復蘇得更快。反之,市場化程度比較低的銀行主導金融體系,碰到經濟危機之后復蘇得比較慢,或者可能就復蘇不了了。

無獨有偶,這個研究剛剛發表后的一年,2008年,又發生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1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發現發達國家中復蘇最快的,還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能不遇到危機或者是挫折,如果每次危機后都能復蘇,都能復蘇得比別人快,那久而久之這個國家就崛起了。如果每次都不能復蘇或者復蘇得比別人慢,那久而久之肯定就衰落了。所以大國崛起的成功與否最終還是取決于體制機制。體制機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金融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這是決定大國崛起和衰落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1735年,乾隆皇帝剛登基,那時候他非常年輕。當時中國的GDP占全球的1/3,是世界上最文明開化的禮儀之邦。年輕的皇帝志得意滿,說“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大致的意思是說中國的老百姓你們想要什么都會有。實際上這個時候離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好一百年的時間。

當時的中國看上去很好,非常強大,但是與崩潰其實就是一墻之隔。很多封閉的文明看上去很美,但其實是一觸即潰的。因為西方的工業革命興起了市場經濟文明,帶來了新的生產和經濟組織方式,比中國古代傳統的生產方式強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當兩種文明交匯碰撞的時候,傳統方式必然一觸即潰。

我在黨校學習的時候,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來給我們講課。他說,最近故宮整理文物的時候又有了新的發現。他們在一個角落里發現了一堆紙,打開一看,那里面是乾隆的詩。乾隆是中國古代最高產的詩人皇帝,據說一輩子寫了10000多首詩。

這次又在這故紙堆里面發現了20000多首詩,加起來有30000多首。乾隆在位60年,加上垂簾聽政3年,寫了30000多首詩,對西方正在興起的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文明一無所知,也沒有任何興趣去了解世界其他國家都在干什么。

當時西方世界多次派使臣來訪,想跟中國打交道,做生意,清朝的皇帝根本不予理睬,只關心“夷人”跪還是不跪,是單膝跪還是雙膝跪。乾隆57年,即1792年,中國仍然占全球GDP的1/3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仍然是荒蠻之地,一群人簽訂了《梧桐樹協議》,這是紐交所和華爾街的起點,開啟了現代資本市場的文明,美國因之蓄勢待發而踏上了崛起之路。而清王朝因與現代文明失之交臂而走向必然的衰落。1978年,跌落至世界GDP的1%的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今天我們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乾隆57年的中國如果知道搞一個交易所,今天的GDP可能是美國的很多倍。

當然,歷史無法追溯。我想說的是,無論過去、今天還是未來,如果不能抱著開放的心態,如果不能消化吸收最先進的文明和生產力,我們就無法立于不敗之地。

8

應對中美貿易沖突的四個方向

應對中美貿易沖突,我們應該在四個方向有所作為。

第一,要深挖本國的消費市場。

第二,要強化與歐洲和日本的經貿關系,今天歐盟的GDP還大于美國。

第三,要有效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要本著循序漸進、實事求是的原則發展與新興市場的經貿合作。

第四,要切實有效地改善中美經貿關系。在一些產業和一些領域,我們可以開放購買美國的一些產品,改善中美經貿平衡。這個過程可能會給本國產業帶來一些壓力,但是這些壓力也會變成動力,讓我國企業迅速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我們的一些企業還可以本著實事求是、循序漸進的原則,考慮在美設廠,進一步改善中美經貿關系。

我們相信在開放過程中,我國的產業最后一定能夠勝出。因為在中國開放的過程中,中國人學習老外的速度比老外學習中國人的速度快得多得多,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自信。

9

應對技術競爭的三方面

技術競爭方面我想也是三個方面。

第一,我們可以在美國能夠接受的范圍內與美國合作,具體而言,可與美國開展七分位的技術合作。因為八分位、九分位的技術他不肯與我們合作,而五分位以下的技術我們已經比美國又好又便宜了。世界上只有兩種產品,一種是中國人會做的,一種是中國人不會做的。一旦中國人會做了,產品的價格就直接下降80%。

中美經濟總量的差距已經不到40%,但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在2015年的時候還有14倍之巨,今天依然在10倍以上,因此從五分位到七分位技術之間,中美有巨大的合作空間,這需要我們有能力尋找到這些產業和技術,實現與中國市場的對接,使得雙方都成為受益者。

2017年11月,中美兩國元首見簽了中投公司和美高盛集團成立的中美制造業合作基金,該基金投資于美國中西部相對傳統但對我仍有優勢的產業。一方面,有利于美藍領工人增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有利于我消費和產業升級,加速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步伐。在中美貿易爭端不斷加劇的背景下,該基金仍然在國際市場成功募資27億美元,在美開展了投資,并實現了被投企業與中國市場的對接。2018年4月,中投與高盛共同舉辦了中美產業合作芝加哥峰會,在貿易戰的硝煙聲中,中美兩國近400名政商界領袖探討產業合作,打造中美產業合作的公共平臺和生態系統,影響深遠。

第二,與歐日等其他發達經濟體的九分位技術進行合作,因為他們對于中國市場的需求更加強烈,我們的談判力更強一些。2018年10月,日本安倍首相訪華期間,中投公司與野村等五家日本最大的金融機構聯合體共同簽署了10-15億美元規模的中日產業合作基金合作備忘錄,并計劃于2019年7月1日在東京舉辦中日產業合作論壇。2019年3月,在習主席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見證下,中法產業合作基金成功簽署。與此同時,中英產業合作基金已簽署合作意向。中德、中意、中以、中瑞、中澳、中韓、中國北歐、中國東盟等雙邊產業合作基金都在積極推進之中。

其實美國最好的技術也應該跟中國市場結合,因為一項技術是給3億美國人用,還是給3億美國人加14億中國人用哪個利潤更大,這個選擇題的答案是顯然的。但一些美國人或者因為低估了中國人改進知識產權保護的決心和努力,或者忌憚中國人的學習能力太強,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第三個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自我創新。硅谷是世界的創新中心,其秘密非常簡單,就是“資本加科技”,我們要完善體制機制創新,推動更多的市場驅動的創新,同時也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回歸。20世紀80年代,我們有大量的學生出國留學,事實上,硅谷一半以上是中國人和印度人。據說在硅谷的清華校友就有數萬人,但回國工作或創業的寥寥無幾。以我們年級為例,一百多位同學中出國留學的有60多人,只回來了三四個。

在美國留過學的人都知道,全世界最愛國的是中國人,除了一顆“中國心”,還有一個“中國胃”,身在美國也天天關心中國。相較之下,印度人真是不太愛國,離開了貧窮的祖國后幾乎不愿再回望一眼。最近不太愛國的印度人開始紛紛回國了,為什么?因為印度的班加羅爾崛起了。還是“資本加科技”,印度人回到印度,在班加羅爾攢個公司,一上市,身價幾十億,比硅谷還快,立刻哭著喊著回去了。

如果我國能夠加快資本市場建設,完善資本科技結合的機制,我們有望吸引大量海外優秀人才回國,加上我們大量本國人才,結合近14億消費者市場,我相信我們的自主創新一定能取得更快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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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國博弈的三大堅持

第三個層面從大國博弈角度來說,就是三個堅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堅持與世界共贏。尤其第三個堅持非常重要,在我們的經濟規模很小的時候,我們對世界無足輕重。以我今天的規模,如果中國的崛起和發展,不能讓世界受益,那一定是不可持續的。

唯一的辦法,是加強我們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而不是零和游戲,經濟合作會產生增量,增量可以被雙方分享,可以實現共贏,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使得中美關系,有可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我舉一個例子,美國每年有一個州長協會的峰會,幾十個州長在一起討論各州的發展問題和其他問題,每年兩次。前年的峰會,有一個分論壇,討論中國經濟和中美合作,參加的有十幾個州長和兩三百個美國政商界人士,我應邀與一位美國州長對話中美合作。

對話前,我先發表了一個十幾分鐘的演講,講了中國經濟的現狀和發展,講了中美可能的合作領域和空間。和我對話的州長很激動,他問我他是不是也可以也講兩句,我說當然了。他走上前,即興發表了一個十分鐘的演講,他說,聽了祁博士的演講,我們中美兩國之間還有什么理由不合作?他講完后全場掌聲雷動。那天我們兩人的演講都通過臉書在網上直播,反響熱烈。

無論是美國的州長、美國的企業家還是美國的老百姓,其實都是希望和中國合作的。美國每一個州長腦門上都刻著四個字:招商引資。要不是聯邦政府的約束,他們都會跑到中國來招商引資。

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硝煙中,上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美國各界政要紛紛杯葛。唯一突破重圍來了一位美國州長,正是那位前年和我對話的州長。他和青島海爾簽了一個協議,希望能在他的州擴建海爾的工廠,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他回國的路上經過北京,我們在中投公司組織了100多位中國企業家和他座談。

他告訴我,他的州有美國最好的產業工人,我說為什么?他說豐田在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就在他的州,事實上,有兩百家日本企業在他的州設有工廠。我告訴他,某一天,或許我們會有300家中國企業在他的州設廠。隨著中國經濟不斷增長,這一天早晚會來臨,早一天比晚一天好。

他的州叫肯塔基州,在美國不是一個很起眼的州。它的臨州,叫田納西州,也是美國一個普通的州,有300家日本工廠。美日兩國,二戰的敵手,日本人偷襲了珍珠港,美國人在廣島長崎扔下了原子彈,今天相安無事,因為利益的交融,因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哈佛大學的教授杰弗里·薩克斯寫了一篇文章,叫《全球格局的演變》,他說17—19世紀是歐洲世紀,20世紀是美國世紀,21世紀是中國世紀。但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說,在大國權力轉移和全球格局演變的過程中會出現很多摩擦,甚至會出現戰爭。

薩克斯教授說,希望21世紀不僅是中國世紀,還是世界世紀、全球世紀。如果世界各國相互纏繞,相互融合,分不出彼此,就會少掉很多矛盾,也沒有那么多勝負了。當然他的這個想法有點理想主義,但是人類不能沒有理想。

今天,中美之間一天有61趟航班。一次我在美國開會,我對全場幾百名來自世界各國投資機構的首席投資官說,這是遠遠不夠的,中美之間應該一天有100~200趟航班。如果這一天到來,對中美經濟,對世界和平,對我們的子孫后代都是一個福音。

可以預計,這個世紀的中美關系不會簡單,依然會有摩擦和沖突,依然會前路崎嶇。我們不怕斗爭,也敢于勝利,同時也要善于合作。如果我們每個人從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真正去推動合作,實踐共贏,引導中美關系走向良性競爭,相信全球世紀仍然是可期的。

作者:祁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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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本站 2019-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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